在我多年的行醫生涯中，與無數的家長和孩子們打過交道。每當看到一個個孩子來時萎靡不振，治愈后活蹦亂跳的離開醫院時，感到無比的欣慰；當一個弱小的生命由于疾病嚴重而挽救不過來時，我那種難過的心情很長時間不能撫平。

　　那時為了爭分奪秒地搶救危重的孩子急需鮮血進行凝血時，我不止一次讓護士抽了自己的鮮血給孩子輸上(那時還允許醫院自己選擇血源，患兒父母的血因故不能使用)。雖然有一個孩子沒有搶救過來，但是他的父母仍然對我千恩萬謝，寫來表揚信，日后北京晚報進行了相關的報道，對此我絲毫沒有感到高興，因為這是一個醫生應該做的，誰讓我們號稱是白衣天使呢！況且我還在為沒有搶救過來他們的獨子而感到內疚。70年代我在農村縣醫院工作時，曾多次對已經停止心跳的孩子進行口對口的人工呼吸進行搶救。事后有人問我：“你看到那么臟的孩子，而且幾乎是死孩了，你還敢嘴對嘴的進行人工呼吸，連個紗布也不墊，你不覺得惡心嘔吐嗎？”說實在的，我的腦子里想的都是抓緊時間讓孩子快一點恢復呼吸和心跳，誰還想到這個孩子臟，感到惡心。那個時候醫患之間的關系是互相信賴的。在那個年代做醫生工作的宗旨是“只要病人有1%的希望，我們就要盡100%的努力進行搶救”。家屬給我們的話是：“您就盡最大的努力治吧，我們相信您。”“您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孩子死了我們不埋怨您。”雖然我已經退休，這些話至今還溫暖著我的心，是他們讓我的醫療技術獲得提高，才有了今天的成就。雖然我已經不在臨床的第一線，但是我還可以通過講課、著書、完成各類育兒雜志的約稿、各類網絡論壇答疑以及發表科普的博客來幫助家長。至今我仍然喜歡我的職業，也為女兒沒有繼承我的事業感到遺憾。

　　自90年代開始醫患關系逐漸緊張，至今這種關系已經嚴重影響到孩子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這是最令我擔憂的事情。醫患關系緊張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會的、有醫療體制的、有來自醫生方面的、也有來自家長方面等……，其實有些矛盾仔細分析一下，是完全可以解決的。不過由于醫患雙方不能互相理解，總是抱著猜疑的態度，自然只能使矛盾越來越尖銳化，最終受害的就是我們的孩子。這也是我退休后為什么不愿意再繼續從事臨床工作的緣故。

　　醫生的職業是一個需要不斷更新知識、不斷學習并在醫療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的職業，同時也是高風險的職業。遇到的各種各樣的病人、各種各樣的病情多了，自然經驗就豐富了，見識也廣了，這也是人們看病都愛找老醫生、老專家的緣故。其實這些老醫生和老專家也是在無數次臨床實踐中錘煉出來的。他們臨床經驗豐富，考慮病情比較全面，可以從家長混亂的敘述病情或者體檢中發現蛛絲馬跡，得以正確的診斷和治療，人們常說“姜還是老的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老醫生也是從年輕醫生走過來的，我就是被孩子從叫醫生大姐姐，醫生阿姨、到后來叫醫生奶奶、主任奶奶走過來的。醫生只有不斷通過臨床實踐，獲得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成功的經驗會應用在以后的臨床實踐中，失敗的經驗需要引起借鑒，不能重蹈覆轍，所以說醫生的職業是“一條腿站在天堂，一條腿站在地獄”毫不為過。

　　目前我國醫患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醫鬧”現象越演越烈，而這種現象往往經過一些不負責任的媒體報道后，不但再次揭開了患者家庭正要愈合的傷疤，而且對“醫鬧”現象還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使得這種矛盾更加激化。同時“醫鬧”也擾亂了醫院正常工作秩序，使得就診的患者不能很好的看病，而且當事醫生的生命安全也不能獲得保障，我們國家又沒有相應的社會保險制度，雖然“醫鬧”是極少數現象，但是影響卻是廣泛的、不可低估的。這種現象造成一些醫生謹小慎微、步步為營，用夸大病情的嚴重性和擴大治療的手段來保護自己，完全看不到絕大多數的患者還是一個弱勢群體。甚至對于還有一絲搶救希望的患者也不敢去冒風險做最后的努力，唯恐沾惹上是非，完全不是站在患者的立場去考慮問題，即使碰到責任心強的醫生想盡最大的努力去嘗試搶救這個患兒的話，他也會要求家長簽署意愿書，防止失敗后“秋后算帳”。所以一些家長看到醫生給的《告知書》感到毛骨悚然，這是因為醫院將可能發生的一切，哪怕只有千分或萬分之一發生的可能，都會在紙上寫的清清楚楚，不會遺漏，因為誰也不能預料發生的意外。我在我的博客上已經闡述了濫用抗生素的危害和輸液治療的利與弊，一些家長反映只要去醫院醫生就給抗病毒和抗生素，就讓輸液，家長也沒有辦法。的確不否認個別醫生的不負責任，但是也有屬于醫生的無奈。例如我外孫子銘銘高燒2天2夜，我只用了6支雙黃連口服液，6小瓶琥珀猴棗散，3次(每次8毫升)泰諾，銘銘的感冒就好了，以后我又繼續讓銘銘吃了一天的中成藥就停藥了。我要是給患兒開了雙黃連口服液、猴棗散和泰諾口服液，家長心里就會犯嘀咕，說不定下午或者晚上看孩子發燒不退又去一家醫院就診。這就是目前“家長無助，醫生無奈”的醫療局面。醫生謹小慎微的結果就會出現擴大檢驗、過度治療。抗病毒和抗生素全都上，口服藥、輸液一起上。家長也知道醫生所有的治療手段都用上了，治療也就這樣了，于是只能安心治療了。醫生和家長對這樣不合理的處理心知肚明，但是迫于無奈。所以一但孩子稍有好轉，家長就急忙停藥，唯恐孩子受罪或者產生耐藥性，有時往往因錯誤的處理導致孩子疾病遷延或者形成慢性病灶，反而更容易使孩子產生耐藥性。

　　按照醫院管理規定一個專家半天只能看20~25個病人，可是掛號的壓力造成醫生半天需要看50~60個病人，排隊候診的家長嫌醫生看的慢，正在看病的家長嫌醫生看的快，醫生則考慮后面還有那么多人排隊，不快看后面排隊的患兒看不上就要挨罵了。快看的結果就有可能誤診或漏診，因為每個醫生不可能是火眼金睛的孫大圣。正因為每個人都是從自己的角度看問題，也是進一步加重了醫患矛盾。

　　現在的孩子都是獨生子女，在家里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托在手里怕掉了的嬌寶貝，哪怕孩子僅僅是少許咳嗽或者有些發熱，在家長看來都是十分嚴重的疾病，如果再碰上連續發熱，家長就更是坐不住了，因此頻繁的去醫院，不停的換藥，甚至要求醫生給予輸液治療，如果醫生不同意輸液，家長還一直懇求。當醫生給開出幾天的輸液、再使用上高級抗生素家長才覺得放下心來。因此綜合醫院的兒科或兒童醫院雖然不斷的擴大輸液室床位但是仍不能滿足日益發展的“治療的需求”，豈不知這樣的做法其實是害了孩子。尤其是對于經常進行輸液治療的患兒，心理的創傷也不可低估。這樣的孩子往往會產生自卑感，恐懼感，總認為自己身體情況不如別人，因此做事會畏縮不前，不愿意與人交往，性格孤癖。

　　現在的家長火氣都大，所以一來醫院話茬都嗆著出來。如果再碰上打針或者輸液時孩子哭鬧加重，家長比孩子鬧的還兇。記得我在醫院當主任時就碰上這樣一件事：一個住院的患兒，由于多次輸液血管很難找。這天一個年輕的小護士扎一針沒有見回血，家長就已經在旁邊閑言亂語了，這個護士緊張得雙手直哆嗦，第二針還是沒有扎進去，當護士剛拔出輸液針時孩子爸爸一個耳光就打過去了，小護士臉頰頓時紅腫起來，接著這個爸爸就在病房大吵大鬧起來，甚至將護士站的病歷車砸出了一個窟窿。攪得我們上午的治療沒有辦法進行下去，是其他家長看到耽誤了自己孩子的治療才和我一起將他勸走。看到小護士哭腫了的眼睛和被扇紅腫了的臉頰，我很難過也很自責。其實這個護士也是一個獨生子女，也是爸爸媽媽眼中的嬌寶貝，我可以想象出她爸爸媽媽看到自己的寶貝女兒受的委屈，肯定極度憤怒恨不得去扇那個家長的耳光。我沒有其它的辦法去安慰年輕的護士，只好在下一個月給她發個“委屈獎”來撫慰她。

　　說實話，每一個醫護人員都希望患兒少受苦、少受痛，但是我們不能保證每個護士都能一針見血，尤其是經過多次輸液之后的血管更難扎。正因為這種風氣也促使很多人不愿意報考醫學院，醫學院畢業后也不愿意從事醫療工作，即使在醫院工作的人專業思想也不鞏固，不肯苦心鉆研，隨時可能跳槽去從事別的工作，所以一些醫院、一些專業后繼無人的現象已經初顯倪端。每個人都離不開醫生，因為他不能保證一輩子不生病；醫生的也離不開患者，離開患者就沒有了衣食父母。我一直在想：什么時候我們醫療環境的春天會來呢？文/張思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