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上高中以后，我與她接觸的時間少了，就學習作家劉墉的做法，開始用寫信和給日記(她一直主動給我們看日記)作批注的方式跟她交流。這樣，我就理智多了。

　　就在這個時候，我讀到了王東華先生的《發現母親》——

　　“推動世界的手是搖搖籃的手”；

　　“母親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崗位，她站在整個民族的最前頭”；

　　“天下只有不是的父母，沒有不是的孩子”；

　　“孩子是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的，自己有多高，孩子才能有多高；自己能走多遠，孩子才能走多遠”；

　　“讓媽媽成為母親，成為母育家”；

　　“面對孩子，我們必須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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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這本集作者十年心血的母親教育力作，一個又一個成功或失敗的實例，一串又一串精辟有力的論斷，直撲我的心底，重重地撞擊著我的靈魂，驚心動魄，振聾發聵。這本書，讓我這個做了十幾年母親且自以為十分盡責的人，第一次知道自己對“母親”的理解是何等膚淺！第一次這樣清醒地意識到“做母親”是一門怎樣博大精深的學問！

　　“父母不僅要懂得如何‘教人’，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做人’，自己正確的‘做人’比正確的‘教子’更為重要！”王東華先生如是說。是的，我應該從自己的做人出發，去考察自己的育兒軌跡，探究其進行得這般艱難的原因。

　　于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如此冷靜地審視自己：

　　作為教師，我時刻銘記著我剛走上講臺時恩師彭書楷先生送我的那句話：“要永遠從讓學生終身受益的角度去進行教學。”我努力恪守教書先育人的原則，在教學中努力從讓學生終身受益的角度去做，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漸漸地形成了自己的教育風格。我總是欣喜地發現每一個孩子的閃光點，從不說傷害和打擊他們的話，曾經點燃了一盞又一盞心燈，成為一批又一批學生的好朋友。在做這一切的時候，自己是極有耐心的。與此同時，這些年來我還做過許多家長的工作，希望他們理智而平和地對待孩子，使孩子能夠身心健康地成長。

　　然而，對于自己的孩子，我為什么就做不好了呢？為什么我會在女兒說她“不聰明”之后變得急躁起來？為什么我多次下決心要徹底根除急躁的毛病，卻總不能真正做到？為什么受到了良好的早期教育的女兒，成長過程中會有那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為什么我們家的教育會出現“一邊倒”的局面，讓另一半教育資源閑置……

　　我開始了盡可能冷靜的分析：

　　我父母是新中國的第一代大學生，1954年大學畢業時，響應國家“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號召，來到一個剛剛建立的勞改農場奉獻自己的青春和熱情。良好的家庭環境和早期教育，使我對學習各種知識都有著濃厚的興趣，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在勞改農場這個知識分子稀少而“階級斗爭最激烈”的地方，1957年的“整風反右”、“文化大革命”中的階級斗爭不斷地沖擊著我們這個家，我差一點與初中失之交臂，最終被剝奪了讀高中和上大學的權利，這就構成了熱愛學習而又有些好高騖遠的我心中的一個痛苦的死結。

　　不能理智地對待自己的孩子，是因為對自己的孩子還有更多不理智的“生物的愛”，而“教育的愛”還不夠。我一向反對“我們這一輩子是沒指望了，只希望孩子能有出息”這種對自己不負責任的觀點，認為家長和孩子應該各自體現自己的生命價值。但我卻因為心底的那個“結”，又和抱有這種觀點的人一樣，急切地盼望著從孩子身上找到自己“應有”的輝煌，而絕不愿意看到她的任何失誤。在這樣的心態之下，自己怎么可能保持“理智的愛”和“教育的愛”呢？

　　在孩子說她“不聰明”之后我變得急躁，變得急功近利，不僅說明自己有偏激、急躁的性格缺陷，還反映了自己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存在著自己一直鄙棄的炫耀意識，即虛榮心。心老是懸著，正暴露了我這個自以為強大的人面對失敗時的不自信(同時對孩子也不相信)和不頑強；急躁，正說明我這個自以為強大的人在失敗面前亂了方寸，這一切又恰恰在如何面對困難和失敗的問題上，給孩子做出了極為形象、極為糟糕的榜樣。

　　在對孩子的早期教育感到滿意之后的掉以輕心，在面對她的種種問題時的暴躁，不正說明了自己的淺薄、自己的“勝亦驕，敗亦餒”嗎？我又憑什么要求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勝不驕，敗不餒”呢？

　　我們家庭教育“一邊倒”現象的出現，固然有她父親的責任，但也與我總是以教育工作者自居、自以為是、凡事大包大攬的作風有關。我這時才發現，我竟然從來沒有為孩子的教育問題與丈夫進行過一次認真的交談！對于他在這方面為數不多的意見，我認真考慮過的也不多。

　　“孩子是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的，自己有多高，孩子才能有多高；自己能走多遠，孩子才能走多遠。”——這是千真萬確的道理啊！自己的優點未必都能成為孩子的優點，而自己的缺點則必然對孩子的成長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說實話，我還從來沒有這么無情地解剖過自己，承認這一切真的很痛苦。然而，我們不總是說愛孩子而愿意為之奉獻一切嗎？那么，為什么不能為孩子而改變自己呢？

　　我接受了王東華先生的觀點——面對孩子，我們必須重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