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社發了一幅陣亡戰士垂死照片，引起軒然大波，美國國防部長都震怒譴責，說媒體不尊重死者，媒體則辯解是為了真相。很難說誰對誰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想起那次去鼓浪嶼，遇到溺亡者的事。那天我和魯魯說好環島走一圈。剛走了一小段，看見一輛電瓶車急匆匆開過身邊，上面有兩個警察。沒在意。我們又走了一段，看見海堤上聚著不少人，都在往海邊看，指指點點的，剛才開過去的電瓶車也停在一邊。我們也湊過去看稀奇，才知道淹死人了。那人就躺在岸邊，被幾塊不大的礁石卡住，剛才電瓶車上的警察，一個正站在死者身邊，一個在岸上驅散圍觀者。

　　我就是圍觀者之一，我看到了終生難忘的場面：一個非常年輕的女孩，僵硬地躺在那里。那種強烈的對比，一瞬間就讓內心電擊一般震顫。礁石是那樣的堅硬粗糙，女孩卻是那樣的鮮艷嬌嫩，身材非常苗條，皮膚非常白皙(在陽光下甚至有點兒刺眼)，穿著一身有綠色花朵的比基尼，戴著泳鏡、泳帽。一個如此時尚、如此美麗的女孩，就那樣直挺挺地橫在礁石之間，你簡直不能接受，如此嬌嫩的軀體，怎么能這樣與礁石接觸？而面對如此眾多的眼光，她那種橫陳的姿態，完全失去掩飾、失去矜持，一切都暴露無遺的狀況，讓我心中有種說不出的難受。

　　當時我也拍了照，拍的時候只是覺得遇到了一件不尋常的事，出于記錄的習慣拍下來。后來也有一瞬間的私念，想投稿到報社，我知道，這算得上一個新聞。但后來坐在岸邊的大樹下，我和魯魯討論死亡，最后我徹底刪除了照片。因為拿去給報社，是對女孩的不尊重，我想，如果我是她，我絕對不愿意就這樣四肢橫陳地出現在報紙上，供人觀賞議論。站在公眾的立場，人們希望有這樣的新聞，來點綴乏味的生活。站在報社的立場，也希望有這樣的新聞，來豐富自己的版面，吸引讀者的眼球。但站在死者和家人的立場，肯定不希望自己成為別人的談資、別人的調料。

　　而從我自己的立場出發，拍攝和發表這樣的照片，除了感覺對不起死者外，對自己也是一種損害。黑色的記憶，本身就是一個沉重負擔，像一個毒瘤，潛伏在心靈深處，如果心靈整體上還算健康，它也可能不會發作，一旦心理失衡，或者被什么東西所誘導，發作起來，就很可能是致命的。所以，對孩子來說，少一些黑色的記憶，他的人生就多一分輕松和明朗。刪除這些照片，也是為了魯魯好。

　　第二天，從當地的報紙上看到了新聞，知道遇難的女孩是從新疆來的，一行三人，沒有到正規的海濱浴場去游泳，而是自己租船下海，選了一片海域游泳。當時她說要游到前面一個航標船上去。這看上去很容易，只有十幾米遠。她已經游到船邊了，但伸手沒有抓住船，突然就沉下去了，再也沒有上來。這是早上8點多的事，直到10點多退潮了，她才在距事發地幾公里的另一處海灘被發現。新聞沒有配圖片。

　　生命真的很脆弱。

　　照片被刪除了，細節也就越來越模糊。事件仍然存在，我還可以去回味，去感悟其中的意義，但畫面已經被記憶所修改，變得越來越柔和。很多時候，我們受不了真相，我們不需要真相，因為得到真相要付出代價。美國有一個攝影記者，非常優秀，得過普利策獎，拍過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以及非洲的饑饉等，后來卻自殺了。他說他看到了太多的殘酷。我知道，我這種人，是當不了戰士的，也當不了戰地記者，我既不愿去戰斗，也不愿去記錄戰斗。我這種人，是做不了所謂的脊梁的。

　　照片刪除了，每每憶及鼓浪嶼，都是詩意的畫面，以及趣味盎然的經歷。當然，那個沉重的事件仍然會潛伏在某個地方，只是我不去觸及，盡量讓它安然地待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