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望族的形成源于優良的家教傳統

　　我們在社會上很容易觀察到一種現象，就是某一個家庭或者某一個家族特別出人才，往往一大家子兄弟姐妹都是社會精英，這是為什么呢？

　　舊時有一個成語叫“王謝子弟”，用來指那些出身望族而才華出眾的青年。為什么要叫“王謝”呢？原來“王”與“謝”指東晉兩個大家族，一個是山東瑯琊王氏，也就是王導那一家；一個是河南陽夏謝氏，也就是謝安那一家。王導、謝安先后做過東晉的宰相，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政治家。

　　王、謝兩家是東晉時代的高門大族，每一家都出了許多人才，不僅政治、軍事人才很多，文學藝術上也人才輩出。中國書法家最推崇的“二王”：王羲之、王獻之，就出自王家，詩人中享有盛譽的“二謝”：謝靈運、謝朓，就出自謝家。翻翻歷史書，出自這兩家的名人不勝枚舉。如果說魏晉的事例太古舊，那么近現代也有同樣的例子。

　　近現代首屈一指的家族，最令人矚目、令人羨慕的就是江蘇無錫錢家。著名國學家錢穆、錢基博、錢鐘書，著名科學家錢學森、錢偉長、錢永健(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都是這一家的人。無錫錢氏是唐末吳越王錢镠的后代，錢镠后代現在已經散居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如果把這些姓錢的也算進來，據統計，獲得院士稱號以上的錢姓人士竟有一百多人。

　　又如湖南湘鄉曾家，即曾國藩家族，自曾國藩、曾國荃兄弟以來，出了很多的政治家和學者，著名的有曾紀澤(著名外交家)、曾紀鴻(著名數學家)、曾廣鈞(詩人)、曾寶蓀(著名教育家)、曾約農(著名教育家)、曾昭掄(著名化學家)、曾憲植(葉劍英之妻)。

　　再如浙江紹興的俞家，就是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俞正聲的家族，從晚清俞明震兄弟開始，接連四代人才輩出，其著者如俞大維(國民黨高級將領)、俞大綱(著名戲曲家)、俞大(著名音樂家)、俞啟威(即黃敬，曾任天津市市委書記，俞正聲之父)，全都名重一時。

　　再舉一個我身邊的例子，前不久擔任臺灣地區行政院院長的劉兆玄是我的小同鄉，湖南衡陽人，他們家跟我們家是世交，劉兆玄的父親劉國運是臺灣地區的空軍副司令，五個兒子個個都是博士。劉兆玄五兄弟中有三個同時擔任臺灣地區公立大學的校長，而臺灣地區的公立大學比較有名的也就不過十來所。

　　這些例子讓我們不得不思考，為什么會出現一個家庭或者一個家族中這樣集中涌現人才的現象呢？

　　我想，不外乎是兩個因素：一是遺傳基因，一是家庭教育。遺傳基因暫且不論，我們來談談家庭教育的問題。

　　中國古人特別是讀書人家，一向注重家庭教育，中國歷代都有不少的家訓、家書、治家格言之類的東西流傳下來，《顏氏家訓》就是這些家教著作中最為重要的一部。我們從這些資料當中可以看出古人怎樣教子、怎樣持家，從而明白，為什么有的家族能夠一直保有良好的門風，不斷出現優秀的子孫。

　　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中，中國文明是唯一傳承到現在并且持續為人類發展貢獻人才的，這跟中國人重視家庭教育絕對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中國人的家教傳統起源很早，而被普遍強調并且形成系統則主要是在魏晉時期士族階級出現以后。士族階級的出現是中國文明史上一件重大的事，所以在講家教問題之前，我想談談中國士族階級是如何形成的，在中國文明史上具有什么樣的意義，這樣，我們就能大致了解中國傳統家庭教育的源頭力量之所在。

　　二、傳統家教的重要源頭：士族

　　中國歷史上有兩段時期，雖然從政權上來看是分裂、混亂的，但從文化史、精神史、思想史的角度看，卻是輝煌、燦爛的時代。這兩段時期一個是戰國，一個是魏晉。如果把中國古代文明分成幾個階段的話，最早有文字記載的文明是商周文明，接下來是秦漢文明，戰國就是從商周文明轉型為秦漢文明的關鍵時期；再接下去是唐宋文明，而魏晉文明則是從秦漢文明轉型為唐宋文明的關鍵時期。

　　魏晉時期，中國社會最大的變動是產生了一個新的階級，歷史學家一般把它叫做“士族階級”。士族的出現要追溯到西漢。漢武帝采納了著名學者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家思想作為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并創辦太學，為國家培養文官人才。太學的課程是儒家的“五經”，老師則為“五經博士”。太學發展到東漢末期，規模曾經大到有三萬名學生，漢朝的文官都從太學學生中選拔，太學幾乎成為仕進的必由之路。久而久之，“五經博士”的門生遍布朝野。他們的家族逐漸成為代代做學問、代代當官，在文化、權力、財富各方面都實力雄厚的大家族。到了漢末，由各種途徑發展起來的類似家族逐漸增多，終于形成了士族階級。

　　那么，士族到底是什么樣子呢？

　　大家都看過《三國演義》，應該記得袁紹和袁術兩兄弟，他們跟曹操、孫權、劉備一樣，都是各霸一方、兵強馬壯、想爭奪天下的野心家，最初的實力比曹、孫、劉還大，這兩兄弟所出身的河南陽夏袁氏就是這樣一個大家族。《三國志》說他們家“四世三公”，什么是“四世三公”呢？就是說袁紹以上四代，每代都有當“三公”(司空、司徒、太尉)的大官。“三公”是當時文官中的最高一級，大約相當于我們今天的人大委員長、總理、政協主席。祖孫四代中每一代都有人做國家領導人，你看這個家族顯赫不顯赫？

　　袁家可以說是大士族的典范。

　　據《世說新語》記載，魏晉時期的大士族(或稱“門閥士族”)至少有百余個，另外還有許多小士族。這樣一批士族的出現有什么重要意義呢？

　　要知道，在士族出現以前，幾乎所有的人都是皇權的奴隸，不僅是百姓，官員也是如此。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士族階級誕生之后，情況有了改變。因為一個士族往往是一個龐大的由幾百人、上千人甚至幾千人組成的集團，除了主人之外，還有大量的依附農民，這個集團里的人分工合作，結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團體。一個這樣的士族，只要有一兩個人在朝廷為官，支撐門面，其余的人完全可以不靠皇帝而活著，尤其是家族中的上層人士可以過一種很富裕很悠閑的生活。例如東晉的宰相謝安，直到四十歲都不想出去做官，成天和朋友們游山玩水、寫詩作賦。后來是因為兩個在朝的兄弟，一個帶兵打了敗仗，一個政治上不成功，危及到謝家的地位，為了家族的利益，謝安這才不得不入朝為官，一直做到宰相。

　　士族階級的出現改變了人人都是皇權奴仆的狀態，這就刺激了人的個體意識的覺醒，即意識到生命屬于自己，自己并非別人(例如皇帝)的工具，自我的生命非常可貴。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覺醒，沒有這種個體意識的覺醒就沒有精神文明的發展，就不可能創造燦爛的文化。近代學者常說魏晉時代是“人的覺醒”的時代，什么是“人的覺醒”？為什么人會“覺醒”？很少有人細說，其實就是我上面講的這番道理。

　　士族階級是當時社會地位最高的階級，也是文化程度最高的階級，他們往往以自己優良的門風為傲。

　　優良的門風是士族階級的重要標志，是世世代代重視子弟的教育而養成的。士族階級非常重視對子弟的教育，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代代都出優秀的人才，代代都會有人在朝廷做高官，從而保證整個家族長盛不衰，維護他們已有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所以，如何把一個龐大的家族管理好，把子弟教育好，就成為士族階級非常重視的事情。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有關家庭管理與子弟教育的著作就出現了。《顏氏家訓》是其中最早、最系統、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被后人稱為“百代家訓之祖”。

　　魏晉南北朝以后，隋唐興起，人才選拔的途徑逐漸被科舉制度所代替，這種變化使得大士族的存在失去了社會依據，大士族于是逐漸瓦解，變成許多小士族。直到中國傳統社會被現代社會(“五四”以后)代替之前，遍布中國各地的大小士族一直都是中國社會的骨干，社會各階層的管理人才基本上都出身于這些士族家庭。像魏晉那樣的大士族，后世雖然已經不多見，但中國士族的家訓傳統卻一直保存下來，家訓不僅是讀書人家庭培養子弟的規范，也是整個社會培養管理人才的重要基礎，所以累世相傳，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