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蔡家于明朝萬歷年間從福建泉州遷居至浙江瑞安，至今已有四百多年。蔡家歷史上也曾出過一些有影響的人物，還出過狀元，民間一直流傳著蔡狀元造洛陽橋的故事。但自太祖盛德公至我爺爺位慶公，歷經九代三百多年漫長歲月，一直在浙江瑞安一帶務農。其間何嘗沒有人要教子成才、出人頭地？但是，從未有過一個真正讀書成才出仕的人。

　　到我父親的時候，情況終于有了起色，在我爺爺含辛茹苦的培養下，父親考入中央法醫研究所。而后，父親就把進一步光大的愿望寄托在我們身上。然而，歷史的災難無情地摧毀了父親的希望，也摧毀了我童年的美夢……

　　1957年夏天，全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本來這場驟然而至的政治風暴應該與一個年僅16歲的少年無關，可湊巧的是，那年夏天我正好初中畢業，并以優異成績考上了瑞安中學高中部。入學前，上面突然宣布，取消一些家庭成分不好或者政治表現不好的學生的入學資格，我不幸屬于其中之一。這個消息無異于晴天霹靂，一下子將我從天真爛漫的少年打成了憂心忡忡的“大人”……

　　幸好我早已從外祖母和父母那里繼承了應對苦難的本領，對不幸的人生遭遇有強大的心理承受能力。父母早年給我講的“塞翁失馬”的故事現在起作用了。我以塞翁的精神，把第一次降落到自己頭上的災禍看成是上蒼有意造就我的好事。

　　經過幾天反復思考之后，我第一次在苦難中描繪自己的人生藍圖，并立即付諸行動。我制定了自己的自學計劃，立誓不落后于同班同學，爭取通過自己的刻苦自學提前考上大學。

　　也許是我的志氣感動了上蒼，奇跡真的在人們不敢想象的地方發生了。一個16歲的少年在沒有任何人輔導的情況下，完全憑著自己的獨立自學，在半年時間內學完了除俄語之外的全部高中課程(俄語找一位親友輔導)。

　　為了獲得同等學力，我在第二個學期，即1958年上半年，去溫州城里參加高中補習班。這個補習班里的學生都是上幾屆的高考落榜生，已在正規學校里學完兩年高中課程。我在這里學習的主要好處是可以通過經常參加各科考試，來驗證自己的自學成果，增強自己的信心。值得慶幸的是，我每次考試的成績都是絕對優秀，得到補習班老師的大力贊揚，老師經常拿我的試卷給同學們做標準答卷。

　　1958年夏季，我以同等學力報名參加了高考。文化課成績順利上線，但在政審時，我被發現是前一年被瑞安中學取消入學資格的“問題學生”。因此，政審無法通過。

　　可憐我又一次失去了上學的機會。這回我真的有點悲哀了。難道我這一生就沒有希望上大學了嗎？難道無情的政治風云要置一個十幾歲的少年于死地嗎？

　　與父母再三商量后，我于1958年下半年找了一份教師的工作，學校在一個貧窮落后的邊遠山村。由于一般人都不愿意到這種艱苦的山村工作，所以我的到來深得學校領導和當地干部的好感。

　　這個學校有兩個班，一年級新生30多人一個班；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共30多人也是一個班，叫復式班。我擔任復式班語文和數學教師兼班主任。我按自己的讀書方法去教學生。在我的訓練下，學生們進步很快，原來對讀書不感興趣的學生成績也很快上去了，家長們普遍反映良好。我自己對教育工作竟也真的產生了興趣，這為我以后教子成才奠定了技術上的基礎。

　　幾個月下來，我在當地小學界和老百姓中竟有了一點兒小小的名氣，當地的男女老少都尊稱我為“蔡先生”(其實當時我只是個17歲的少年)。這個稱呼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被家鄉父老沿用到現在。即使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被斗得抬不起頭來，善良的人們也總是這樣稱呼我。

　　當時的校長對我很器重，推薦我加入了共青團。當時正值公社化、大躍進的高潮期，由于我在社會工作方面表現積極(因為我會拉琴、吹簫，經常參加地方上的一些宣傳工作)，得到當地干部的好評，一時間竟成為紅人，公社團委書記也來發展我入團。當我告訴他我已在學校入團了，他還特地以地方團組織的名義評我為優秀青年。

　　我本來打算在1959年夏參加高考，可是這年高考有了新限制，初中畢業必須3年以上才能以同等學力參加高考。于是，我只得再等一年。

　　湊巧的是，那年寒假杭州大學招收春季班。據說是因為前蘇聯突然撤走了大批在華專家，國家為了盡快補充科技人才而特別增設了招生項目，因此對考生的其他條件要求不是很嚴。

　　我因為在學業上已有充分的準備，正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得到消息后，我立即去溫州報名，參加了考試。結果，我以數理化三科滿分的全優成績名列榜首。另外，因為我教書時政治上表現良好，這次也順利地通過了政審。不久我就收到了杭州大學物理系寄來的錄取通知書。

　　有志者，事竟成。蒼天不負有心人。我終于通過自己的刻苦努力，實現了自己的誓言，比初中時代同班同學提早半年走進大學的校門。這證明了父親講的“塞翁失馬”的故事一點兒不假：有時候壞事會變成好事，就看你怎樣對待它。

　　由于我高考成績絕對優秀，入學時被學校任命為班主席。

　　在大學里我基本上沒有聽課，嚴格按自己的計劃在課堂上看書。自修課更不用說了，所有知識都是通過自學獲得的。唯一認真聽過的課程只有陳建功夫人講授的《高等數學》。雖然那些內容我早已自學過了，但她講的畢竟有獨到之處，能開拓人的思維——這可能與陳建功的大師風范有關。

　　有一次，陳夫人在上課的時候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教書無非是教人如何讀書，給你們講多少內容是無關緊要的。如果你懂得了如何讀書，那么你就不在乎老師教多少。大學畢業也不過是學會讀書的方法而已，真正的學問是靠你自己去學習的。

　　這些話完全符合我的心意，而且事實上也正是我求學過程的寫照……

　　正當我以為從此可以實現遠大抱負的時候，不料上天又跟我開了個天大的玩笑，在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中，我又被打回了老家。回家后，我用從父親手里學來的醫學知識開起了診所，也正式放棄了對“功名利祿”的追求……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我久已枯萎的“功名夢”曾一度又有所復蘇。為此，我業余時間刻苦鉆研相對論和黎曼幾何，并寫了多篇論文和求師信寄給一些著名的權威教授。然而除了錢學森先生兩次親筆回信并給予鼓勵外，其他人都沒有回信。

　　冷酷無情的現實又給我個南柯一夢之后，最終徹底證明了“功名利祿”對于我確確實實是“此路不通”。失去的東西永遠地失去了，逝去的年華更是無法追回來。我不得不再一次屈服于命運的無奈……

　　1982年12月，我參加了浙江省個體執業醫師資格考試，結果以優異成績順利拿到了浙江省個體開業行醫執照。從此，我一心一意經營起了自己的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