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關于上海中小學生思想道德狀況與語文教師學科德育現狀的調查報告出爐。調查顯示，演藝明星成為青少年道德榜樣的第一選擇，孩子們最不愿做的是工人、農民等普通勞動者。

　　最不愿做工人、農民

　　調查顯示，在職業觀上，青少年把收入豐厚和地位尊貴作為擇業的重要標準，卻看不起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的普通勞動者。選擇率最高的三項為：教師(19.4%)、其他(19.4%)、自由職業者(18.6%)，選率最低的依次為：工人 (0.6%)、農民(1.8%)。課題組分析，選擇“自由職業者”的接近20%，這說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學生的職業觀更加多元化，追求個人理想的實現和自由發展的空間，個人理想至上呈現上升的趨勢。

　　今年讀高一的小吳的職業理想是醫生或審計師。“我們班級前幾天還做了一次職業規劃的調查，全班32位同學，有20個人未來想當醫生，醫生收入不低，且社會地位高，受到青睞。”小吳說，對于城市孩子來說，他們確實對做工人、農民不感興趣，工作辛苦不說，錢又少，職業地位也不高。“如果要當工人，直接讀中專好了，何必浪費十年時間苦讀呢？”除了不愿當工人外，小吳對農民的印象也是“面朝黃土背朝天”，整天在農田里耕種。

　　讀書是為了找份好工作

　　調查還顯示，對于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選擇率最高的前三位依次是健康、家庭和友誼，這似乎表明青少年重視親情、也關注友誼，需要心理安全感、情感需求較強烈。

　　對于讀書觀，選擇“將來找個好工作”和“將來賺大錢，讓父母不再辛苦”各占25.25%和20.24%。課題組分析，這似乎與家庭教育有關，基于生存壓力的大多數家庭潛移默化地灌輸給學生的是務實的價值觀。同時，不少家長對于子女的嬌生慣養、群力包辦，導致青少年自私利己、不善合作、心理不成熟以及社會責任感缺失。隨著年級的升高，學生在學習中較關注知識的功利價值，他們希望通過學習能“找個好工作”。

　　在這點上，高一學生小樂也有同感，父母一直在耳邊嘮叨，如果考不上大學你就沒希望了。“現在讀書都變成考大學、找工作的工具了，我們不是為了興趣、充實自己而讀書，這挺悲哀的。”小樂說，自己對文字工作很感興趣，未來的理想是想做編劇，平時喜歡讀雜書，可父母一看見自己讀課外書，就開始嘮叨讀這些沒用，讓他專心做功課。

　　對于成功觀，選擇 “家庭美滿”“做個自信的人”和 “事業或學業成功”占選擇率前三，選擇“有錢”和“擁有較大權力”各占6%與5%，反映出部分學生中存在拜金主義、權力至上思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利益觀念得以強化，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成為經濟活動的動因，這也直接影響到學生的成功觀。

　　部分學生缺乏自律意識

　　調查顯示，對于“違紀”，20.68%的學生存僥幸心理，18.84%的學生認為違反學校紀律好玩，9.24%的學生認為違紀無所謂。課題組分析，這反映出青少年的規則意識僅停留在道德認知上，而沒有落實到實際行動中，存在著嚴重的知行分離現象。也不難看出，青少年的規則意識停留在他律階段，還沒有進一步內化為自律意識。

　　該研究調查了27項常規行為規范，結果顯示，青少年做得最好的規范是：升國旗奏國歌時自覺肅立，及時表達謝意與歉意，與人約定見面通常準時赴約，耐心聽別人講話，每天完成老師布置的作業，不在車上、圖書館、電影院等場合大聲說話。相比而言，做得一般的規范是：自己的房間自己整理，等家人一起進餐，堅持把要扔的雜物扔到垃圾桶去，進出家門主動向父母問好，上下樓梯靠右行，用過的東西放回原處。排在最后三位、做得較差的規范是：天天鍛煉身體，不偏食，不為自己犯的錯誤找借口。

　　從中不難看出，一般學校抓得緊的道德規范，學生耳濡目染，遵守得較好。而涉及自理等個人習慣的，學生做得一般甚至很差。

　　演藝明星成學生道德榜樣

　　該調查還對青少年的道德傾向進行了研究，道德傾向主要從喜歡的偶像、喜歡的榜樣等維度考查學生的傾向性認識。結果顯示，按照選率高低排序依次為演藝人物 (48.7%)、政界人物(9.8%)、體壇人物(7.7%)，僅有1.2%的學生選擇道德楷模，凸顯出娛樂文化的盛行，這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集中崇拜政治領導人物，七十年代推崇道德楷模的風尚大相徑庭。在偶像選擇上演藝人物比例居高，這是時代特點。

　　多數學生并沒有明確的偶像，選演藝明星也不過是比較熟悉而已。“前不久，老師讓我們寫了一篇作文叫《我的偶像我做主》，結果發現，全班大概有明確偶像的只有7人。”高一學生小吳說，他自己沒有偶像，于是絞盡腦汁拉了一個演藝明星湊數，只因為對這個人比較了解，寫作文好湊字數。七年級學生小包也有同感，很多人選演藝明星可能只是因為他們長得好看，唱歌好聽而已。

　　對于道德楷模，采訪中，大多數學生幾乎說不出他們的名字。“道德楷模的形象過于高大全，似乎離我們挺遙遠的。”小吳的說法很具代表性，學生認為，如今一些“高大全”人物本身是存有疑點的，“我們表面上看到、聽到的東西是不是真的，存有疑點，確實不太相信。”

　　見死不救是害怕被訛

　　調查還對學生的道德判斷進行了分析，比如，對“小悅悅事件”的討論反映出中小學生的主流道德取向是積極向上的，但也反映出受家庭教育的影響，包括受社會上種種欺詐事件的影響，學生的自身保護意識增強，造成部分學生“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態度。獨生子女家庭結構客觀上造成了學生對于個體利益的看重。

　　在問到“對小悅悅事件，如果你是路過者，你會怎么做”時，選擇“直接向110、120或警察等求助”的占52.4%，選擇“主動求助”的占34.1%，選擇“先作證再帶他呼救”的占5.3%。排在后三位的是視而不見 (4.1%)，其他(3.7%)，已經死掉、無需救助(0.4%)。對于路人和司機見死不救的原因，55%的學生選擇“害怕被訛上是自己造成的”，24%的學生選擇 “我沒有任何義務去救一個我不認識的人”。

　　問卷還設計了情境題，分別了解了不同學段學生在道德兩難情境中的道德判斷能力，高中生的選擇不盡如人意。選擇“小部分人愿意幫助轉來的同學提高成績”的占 59.19%，這或許表明，在應試教育環境下，競爭意識的強烈導致學生對于分數名次的介意和看重，不希望別人的成績超過自己。

　　多元背景影響學生價值觀

　　課題組分析，在社會轉型期間，多元價值的混亂、矛盾與沖突在深層次上影響著中小學生個體人格價值的合理構建。中小學生的價值思維和價值選擇方式都處在未定型階段，傳統的與現代的、理想的與現實的價值觀幾乎同時對他們產生影響。在學校教育中，他們接受的是一套傳統的“道義”教化方式；在實際生活中，他們又不得不面對大量的、活生生的、世俗化的價值選擇，造成了中小學生在價值選擇上的矛盾、對立和沖突。

　　雖然德育越來越受關注，但具體落實過程中有著太多的條件限制，有時甚至受到家庭和社會的反作用力。現實中的確存在好心遭遇惡報、助人為樂反被誣陷訛詐等現象，這也為教育敲響了警鐘，應該教育學生，對于那些不道德的冷漠行徑，要借助正義的力量，去譴責批判。另外，老師也應與時俱進，了解學生喜歡的偶像，發現亮點，從中提煉出教育學生的有利因素。“我們不能一刀切地要求中小學生放棄對偶像的崇拜、模仿和追捧，可以發掘學生身邊正面的、向上的榜樣典型，通過不斷宣傳展示，引起學生情感共鳴。”

　　主持這一課題的全國教書育人楷模、語文特級教師于漪認為，當今應試教育壓力依然存在，為了學生長遠的發展，校長要敢于犧牲一些短期利益，要從社會現象里找到積極因素培養學生，教會學生做人。(錢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