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艾色變”難以消弭的狀況下，失蹤與隱匿自己的病情，便成了許多艾滋病人的選擇。失蹤與隱匿，或許是一種逃避，但更多時候，其實意味著我們這個社會，在如何對待艾滋病的問題上，依然存有許多不足，依然在艱難跋涉。

　　在“談艾色變”難以消弭的狀況下，失蹤與隱匿自己的病情，便成了許多艾滋病人的選擇。失蹤與隱匿，或許是一種逃避，但更多時候，其實意味著我們這個社會，在如何對待艾滋病的問題上，依然存有許多不足，依然在艱難跋涉。

　　“如果那孩子生下來，到今年6月剛好一歲八個月，正是做檢測的時候。”5月25日下午，在甘肅省隴西縣疾控中心辦公室，正準備艾滋病隨訪統計表格的許曉霞長出一口氣，盯著電腦屏幕上一份代號“A35”的表單，她強調了一句，“當媽的一旦失訪，哪管娃的死活，疾控中心一點辦法沒有。”

　　36歲的許曉霞是甘肅省隴西縣疾控中心“性病與艾滋病防治科”科長，負責追蹤隨訪全縣43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翻閱病人檔案時，許曉霞感慨道，“每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是最曲折，最令人感慨的‘命運’這樣的東西。”這種感覺，在她第一次見到孫小妹時尤為明顯。孫小妹，就是那個令許曉霞頭疼、又無法忘懷的A35。

　　近兩年來四次隨訪，三次都撲了空

　　“小妹回來過年了，我親戚在村上見到她人了，你們快來！”2015年春節假期的最后一天，許曉霞接到了一個久違的電話，“線人”劉俊在電話里抑制不住激動，向許曉霞匯報了孫小妹的最新行蹤。

　　劉俊是孫小妹的前男友，也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從2013年兩人確診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算起，劉俊一直在縣疾控中心領取免費的抗病毒藥物。而孫小妹，在2013年8月確診后就“消失”了。接到電話后的次日一大早，許曉霞不顧當天積雪路滑，向疾控中心申派了一輛無“疾控”標識的公車，就迅速趕往距縣城二十多公里外的菜子鎮某村。

　　這一次，她心里憋了一口氣，一定要把A35給找到。不料，還是撲了個空。許曉霞后來回憶，“大概是劉俊的親戚看錯了，姊妹幾個背影挺像的。”近兩年來四次追蹤隨訪，三次空手而歸，這讓許曉霞感到窩火。“每一個確診的病人，我們都有詳細的記錄，定期都要向省上匯報。找不到這個A35，年底的隨訪任務就完不成。”不過，好像還不僅僅是任務的問題。她轉過頭頓了頓，“這個人非常有特點。”

　　她腹中胎兒的父親，是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

　　2013年春節后不久，隨著天氣轉暖，本地的打工者陸續出了門。38歲的隴西縣菜子鎮農民劉俊決定就在縣城打點零工。他懷孕已近三個月的女友孫小妹孕檢時被發現肚子里有個瘤子，需要做手術。

　　隨后發生的一切更加出乎二人意料。在縣醫院的術前篩查中，孫小妹被查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隨后，劉俊也被初篩為“HIV陽性”。兩人的情況很快被匯報到了縣疾控中心。就這樣，十天后，許曉霞見到了單獨來縣疾控中心確診的劉俊，而孫小妹卻遲遲沒有露面。

　　從劉俊的口中，許曉霞第一次了解到孫小妹的人生經歷。這個貧苦家庭里長大的女人，似乎從未將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為家里窮，她自小沒讀過書；為了給哥哥換親，她不滿20歲就被送去了鄰縣漳縣的一戶窮人家，為年長十歲的男人生了一個孩子。十余年后，為了生計她搭上了遠赴新疆拾棉花的火車，再后來，她遇到了小自己一歲的老鄉劉俊。至此，人到中年的孫小妹的命運仿佛馳入了另一條軌道，再也無法停下。

　　拾棉花的季節過去后，孫小妹沒有踏上返鄉的火車，她留在了視力不太好的劉俊身邊，肚子里懷了他的娃。許曉霞后來聽孫小妹家人說，“反正是回不去了。村里一起去拾棉花的女人們大都知道底細，夫家的面子都被她丟光了。”

　　孫小妹當初決定拋夫棄子、留在劉俊身邊時是否掙扎過，許曉霞不得而知。不過她猜想，這個女人在做決定的那一刻，心里應該像嘗了一滴甘露——那是她生平第一次將命運掌控在手中。但她卻不知道，眼前這個令她“離經叛道”的男人、她腹中胎兒的父親，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懷孕六個月時，疾控人員上門才找到她

　　“按照規定，初篩陽性后就要拿著身份證到我們縣疾控中心來確診，確診后要建立病人檔案、領取免費的抗病毒藥品服用，并定期監測CD4(人體免疫系統中的一種重要免疫細胞)和其他一系列數據的變化，還要接受隨訪和心理干預。可是這個孫小妹，一直拖拖拉拉的，我們打電話叫她來，有幾次都說坐車快到了，后來卻沒了下文。”

　　一轉眼，距離縣醫院報告孫小妹艾滋病初篩陽性已經過去了三個多月，身為孩子媽的許曉霞有些著急，“一個懷著六個多月身孕的女人偷個懶也正常，可孩子拖不起呀，不確診怎么干預？”

　　2013年6月下旬，許曉霞和科里的同事拉上縣疾控的一名老醫生，帶著司機下了鄉。劉俊答應帶路，一進村，他指著不遠處三間低矮的平房說“那就是了。”許曉霞佯裝串親戚走進了院子，一眼就看到了在院子里曬太陽的大肚子女人，她喊了一聲，“孫小妹！”四目相望時，許曉霞便確信找對了人。

　　“不用你們管，娃生了要是有病就掐死”

　　進了屋，孫小妹便坐在角落的矮凳上低頭不語。許曉霞這才看清，日漸顯懷的孫小妹被包裹在一件陳舊的男式西服里，臉頰浮腫，她眼里的甘露枯竭了。屋子里除了一張火炕沒幾樣像樣的家具，墻上掛滿煙灰，光線黯淡而沉悶。

　　不等許曉霞向孫家人說明來意，孫的二姐已經罵將起來，“不用你們管，娃生了要是有病就掐死。‘瞎子’(劉俊)想得美，想要人，拿30萬來！”

　　許曉霞這才得知，因為孫小妹悔了“換頭親”，跟她對換的嫂子帶娃回了娘家，哥哥家也散了。孫小妹在姊妹五個中排老幺，母親已年過八旬。沒有錢，再給哥哥尋媳婦希望渺茫。這樣的情況下，懷了身孕的孫小妹在娘家的境遇可想而知。

　　“我不管你們的恩怨，我只管孕婦和娃娃，”許曉霞耐著性子向孫家人解釋，“你現在不檢查，生下個病娃還得你們花錢治！要是敢把娃咋樣，你也脫不了干系！”連勸帶嚇唬，加上保證全部檢測免費，孫家二姐終于答應了做檢測。

　　一行人匆匆采集了血液。回去的路上，沒有一個人說話。

　　確診后聯系不上人，據說她被賣到鄰省了

　　幾天后，化驗結果出來了，孫小妹被確診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許曉霞趕緊給她打電話，卻發現對方電話停機了。抱著一線希望，幾天后許曉霞再次趕到了孫家。這一次，許曉霞沒有見到孫小妹，孫的二姐照舊罵罵咧咧的，一邊發誓不知道妹妹的下落，一邊咒罵著劉俊。

　　許曉霞別無辦法，只能將寫有自己電話的紙條壓在孫家的炕沿兒下，叮囑完各種注意事項后離開。不久后，劉俊打來電話：“他們不讓我見，說讓我拿錢來贖人。我親戚跟她一個莊子的，聽說是賣到鄰省了，也有說到漳縣打工的。”

　　考慮到孫小妹的身體狀況，許曉霞將最后一絲希望放在了孫的生產環節。她通過疾控中心向縣城所有能接生產婦的衛生院打了招呼，可直到孫的預產期過了半個月，許曉霞也沒收到哪個醫院的反饋。2013年10月，劉俊從親戚那里得到的消息是，“孫小妹生了個兒子，聽說沒在本縣的醫院生。”

　　“要是找到了，現在給孩子做阻斷該多好”

　　去年2月，許曉霞又去了一次孫家，理由是向貧困艾滋病人家庭發放民政部門的補貼。可沒有用，孫家人對孫小妹的下落閉口不提。“一個大肚子女人，怎么賣？不干預就再婚，傳染給他人怎么辦？那是要負刑責的！”孫小妹的失訪令許曉霞惱火又無計可施，“連個尋人電話都不知道往哪兒打。假如她本人不與疾控聯系，不住院篩查，你就別想找到她。”

　　可對孫小妹攜帶艾滋病病毒的孩子，許曉霞仍然念念不忘。有時候一算日子，她會對自己說，“要是找到了，現在給孩子做阻斷多好……孩子馬上一歲八個月了，該做檢查了。”

　　“我們走的路非常坎坷，這樣的路還很長”

　　“什么人最容易感染艾滋病？是性工作者、男同性戀還是單身老年人？”這個問題許曉霞在不同場合問過很多人。但隨后她就會告訴你標準答案，“答案是每個人。不要覺得艾滋病離你很遠，因為每個人都有性。”

　　目前，許曉霞負責管理著隴西縣43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們有的在工地上打零工度日，有的在外地上研究生因為同性戀身份不敢回家，還有的地位顯要，創下的身家夠兒女吃幾輩子。還有一名女性感染者是上了年紀的聾啞人。

　　考慮到病人面臨的壓力，每次隨訪，許曉霞都不敢驚動村上的干部。她強調說，“如果為了找個人而泄露了患者的信息，那我們寧愿找不到。”

　　今年2月，第四次去孫小妹家隨訪回來的當晚，許曉霞用手機拍下了一張鄉間小路的雪景發到朋友圈，圖說寫道“今天天氣不錯，但我們走的路卻非常坎坷，腦漿差一點沒搖出來。這樣的路還很長，有信心繼續走下去。”華商報記者 徐娟

　　(應采訪對象要求，本文除許曉霞外其他人物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