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毫升血可驗男女 B超儀器網上就能買

　　非法鑒定胎兒性別亂象背后：沒有明確的刑事罪名，違法成本太低

　　靜脈取血、境外化驗，即可知道胎兒性別；面包車內、賓館房間，流動鑒定逃避打擊；香煙是男、鮮花是女，蒙面示意鑒定結果……記者在安徽、廣東、湖北等多地采訪了解到，“兩非”(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人工終止妊娠)行為猖獗，是導致我國出生人口性別偏差高的直接原因。

　　國家衛生計生委等7部門日前聯合印發方案，于今年4月至11月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整治“兩非”專項行動，嚴厲打擊“兩非”違法行為，為促進出生人口性別結構平衡創造條件。

　　“兩非”在民間有多少亂象？如何標本兼治，挽救更多嬰兒的生命，記者進行了深度跟蹤。

　　寄血驗子、流動檢測

　　“兩非”猖獗致性別比失衡

　　出生人口性別比是反映一定時期內出生人口男女比例的人口指標，正常范圍是103至107。出生性別比長期失調，將給今后的婚配、就業、治安、養老等方面帶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盡管綜合治理多年，但卻沒有扭轉我國面臨著男女比例失衡的嚴峻形勢。

　　近年來，為了促進出生人口性別結構平衡，我國多次嚴厲打擊“兩非”違法行為。然而，“兩非”違法手段不斷更新，加大了防控難度。

　　記者了解到，浙江溫州、福建廈門等地都出現了“寄血驗子”作案方式。不法中介寄去數支針管，孕婦找診所抽血10毫升，再冷藏空運到深圳過關到香港就能鑒定性別，鑒定一次收費3000元到6000元。溫州一個14人團伙，不到一年就為近300名孕婦寄血鑒定胎兒性別。

　　除了檢測手段“不斷翻新”，“兩非”人員作案手段也層出不窮。面包車內檢測、讓孕婦到賓館檢測、車接車送到出租屋做流產手術……安徽省蒙城縣計生委主任苗桂民告訴記者，為了避免被警方查到，“兩非”人員往往選擇流動、隱蔽的方式進行交易，“有的兩非人員怕被認出，鑒定時用口罩蒙面，用香煙、鮮花等物品來示意檢查結果。”

　　“兩非”作案猖獗，不僅導致各地孕婦在“黑診所”內流產死亡的事故發生，還加劇了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盡管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近六年持續下降，但下降幅度較小，整體仍處高位，2014年為115.88。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資料推算，由于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我國到2020年處于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2400萬。

　　B超網購作案便捷

　　處罰過低屢查屢犯

　　記者采訪了解到，由于團伙作案、器械管理、法律量刑等多方面因素，導致“兩非”案件查而不絕，屢查屢犯。

　　——團伙協同、流竄作案，查獲難度大。一些基層衛計部門干部反映，當前不法分子從過去開診所單獨行動，逐漸演變成團伙式、流水式作業，如電話聯系、B超檢測、人工流產等環節均由不同人員負責，在不同地點進行，加上“寄血驗子”手段更加隱蔽，因此除非被群眾舉報或引產出現意外事故外，一般很難查獲。

　　浙江義烏查辦的兩個犯罪團伙，在全國25個省(區、市)的育齡婦女招攬生意，介紹前往河南鄭州鑒定性別和引產，形成跨省作案網絡，僅一年內就為上千名孕婦鑒定胎兒性別。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師劉燕舞表示，很多犯罪團伙頻繁跨省流竄作案，導致部分出生人口比不高的地區，反而易成“兩非”案件高發區。

　　——技術門檻低，藥械設備管理存在漏洞。安徽省衛計委副主任高俊文說，隨著B超技術逐步普及，加上超聲檢測設備便攜化、簡易化，靠說明書即可自學胎兒性別鑒定，空間狹窄的車內也能操作；同時流產藥品和器具成本逐漸下降，吃幾片藥就可完成流產，使出生人口性別選擇難度大幅降低，“兩非”案件居高不下。

　　可用于胎兒性別鑒定的B超等超聲診斷儀器，銷售使用在各地均應受到限制，但記者在淘寶網上發現，價格從5000元到20萬元不等的便攜式、推車式B超，可供隨意購買。這些產品雖標示用于動物孕檢，但有網店店主表示，這些B超可用于人體胎兒檢測，很多私人診所都在采購使用，無需登記直接付款發貨。

　　——違法成本低，容易反復作案。“一份藥成本30元，收3000元，流產后輸液還另收費用。”濉溪縣檢察院檢察員鄭萬勝在查辦安徽淮北濉溪縣“4·12”大案時，發現“兩非”案件利潤極高，而犯罪成本卻很低。據介紹，非法鑒定胎兒性別沒有明確的刑事罪名，很多“兩非”涉案人員只能以非法行醫罪或濫用職權罪處罰，若未造成孕婦死亡最多判刑三年，導致很多“兩非”涉案人員多屬重操舊業的累犯。

　　專家呼吁“兩非”入刑

　　盡快形成全國“一盤棋”

　　針對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多地政府部門也正在探索采取強化指標考核、區域協作辦案、完善利益導向等舉措，降低出生人口性別比。

　　一些受訪專家和業內人士呼吁，在現有政策措施基礎上，還應從明確法律適用罪刑、細化“雙非”藥械管理、強化省際區域協作等方面推進標本兼治。

　　首先，明確“兩非”入刑，提高違法成本。華中科技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石人炳等專家表示，我國現有刑法僅對從事非醫學需要胎兒性別鑒定、未取得醫師執業資格的人員，納入非法行醫罪查處，但對于具有執業資格的醫生或醫療機構只能行政處罰，應借鑒韓國、印度的法律制裁經驗，取消“兩非”犯罪主體的資格限制，并明確“兩非”的定罪量刑標準，提高法律威懾力。

　　其次，完善藥品設備管理，加強重點人員監控。安徽蒙城縣“兩非”辦主任戴建認為，遏制“兩非”案件高發，必須有效切斷藥械、人員兩個環節。一方面應將終止妊娠藥品按照精神麻醉藥物管理模式，嚴格做好資質備案和銷售記錄，對B超等超聲診斷儀、染色體檢測專用設備等進行電子信息化管理，便于溯源追責；另一方面加強對“兩非”案件前科劣跡人員的監控力度，對其進行重點監控，做到預警預知。

　　第三，加強跨區域協同，探索完善利益導向。各地應建立信息共享平臺預警機制，定期進行分析比對，對出生人口性別比異常情況及時通報和督辦，加大對省際交接地帶“兩非”高發地區的打擊力度；加強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探索流動人口孕情監管模式；積極推進社會弱化男孩偏好，在出生人口性別比綜合治理上疏堵結合，形成全國“一盤棋”管理，遏制“兩非”案件高發。